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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狂人”张民弢：“超常教育”和作为“样品”的女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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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私塾”里的来访者太多，面对他们，张思敏的目光没有从手机屏幕上移开，她手肘搁在桌沿上，无声地发出自己的厌恶。
她是父亲的“作品”，也是“样品”。同样肤色黝黑的父亲张民弢开办了一间叫“圣童私学”（编注：现改名“圣童家学”）的“私塾”，对家长们承诺，孩子五岁送来，“十三岁上专科，十六岁上重点一本”。
尽管争议不断，他也没有再培养出第二个“少年大学生”， 张民弢仍然非常自信。他反复对前来商丘采访的媒体表示：体制内的义务教育是“效率低且压力大”的，他能提供更合理的方案。
问题在于，为什么“私塾”的创办者，与追随他的家长们都觉得，“超常教育”不仅是可行的，而且是值得追求的？
“超常教育”
一级，两级。张思敏慢悠悠地从民宅的一楼“晃”到二楼，她瘦小的身躯也在宽大的衣服里晃荡。
9月27日上午，张思敏作为“私塾”的助教，替她的母亲李韩英拿东西。她沉默地走进寄宿学生的寝室：几个铁制的上下铺，都铺着凉席，外头是十多平方米的厅，铺着人造大理石地板。墙面刷成幼儿园常见的淡青色，非常整洁，但显得陈旧。靠墙围着一圈课桌，四处堆放着“课外读物”，以及小学及初高中的课本、习题册和模拟考卷。
附近居民说，这里原本是商丘市政府系统的家属院，都是独门独户的院落，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建的。后来，此处被改造成“圣童家学”的学生寝室或教室，挂上了投影仪的幕布和白板，只是从窗口望出去，还是个民宅的小院。
“政府不支持张老师。”一名学生家长对记者解释，“它（私塾）就形不成规模。”
李韩英戴黑框眼镜，负责五六岁孩子的语文和数学。张民弢在外“推广理念”时，李韩英管理这间“私塾”。这时，她正在给孩子们讲“三包围”，有的汉字三面被“围住”，比如“区”。很多童稚的声音跟着她一遍遍读：“区！”
李韩英说，在这间“私塾”，六年的小学课程可以用四年读完，孩子六七岁就“会读书”，“我还是很有自信的”。
张思敏四岁时，靠他们的教学方法识了很多字，“随手翻一本书就可以读”。“您说的读书指的是能读出来？”记者问。
“对啊，读多了不就理解了嘛。”李韩英回答。
“圣童家学”省略常规义务教育的许多步骤。一个普通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可能会学到一篇课文《荷花》：“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。荷叶挨挨挤挤的，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。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……”
通常，语文老师会带小学生辨析：“挨”和“挤”分别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“挨”，什么是“挤”？
而在这里，十岁孩子只要将新学的生字每个抄六遍，再大些的学生“摘抄一段关于青春的文字”，或者做两页初中文言文练习题。
如果说张思敏不去中小学就读是不幸福的，“那么写作业到12点才睡觉就幸福吗？”李韩英反问。
“圣童家学”的初中班在二楼。一名教师正在给三四个十岁左右的学生讲初中三角形知识：“AE是中线，AD是角平分线，AF是高，那BE和谁相等，等于什么？”
斜对面的教室在上英语课，老师和学生拖长了声调：“What, is, this?”
自动的下课铃打响，几个孩子立刻尖叫着跑下楼去。炒菜的香气已经弥漫这栋市区的三层小楼，兼职的厨师会给饭菜拍照发群，让外地学生的家长放心。
9岁的王晓伟（化名）可以做《初中总复习风向标》，但最后的几道题需要空着。微胖的数学老师向记者解释：“这些题（孩子）做起来还有点困难。”
“您不担心第一遍没学会复杂的题，后面再学会不扎实吗？”
“不会，孩子的理解能力是逐步上升的。以前说‘教学相长’，说的是老师自己在学校里也搞不懂的，在教学中多教几遍，才慢慢地懂。”
他觉得，学生做题也一样。
“现在的应试教育叠床架屋，是为了产生尖子和精英，要其他小孩给他们当陪练。”数学老师说起他的表弟，高中毕业，去南方自学编程，现在是企业里的中层领导，手底下有的是研究生毕业的。“那你说咱们的国家教育是成功，还是失败？”
“避开青春期”
“圣童家学”的院墙上有一幅广告：“十六岁考上重点本科，否则复读免费”。看上去张挂了很久。
他随即说起德国的好：很多学生去读职业教育，毕业了都是优秀工程师。
“西交大少年班他们现在选拔，都是各省的状元，学习都非常好，思维都非常快。有的孩子能做到，有的孩子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”李韩英也说，“私塾”只是给“有需求的家长”提供一种办法，即便是六年的小学内容压缩到四年，她也只保证80%的成功率。
为什么鼓励五岁开始读书？他们的说法都是：能五岁干的事情，为什么要等到八岁去干？
“现在的小孩和我们当年不一样。五岁，什么都懂。”数学老师说。
虽然微信头像都是黄底红字的“十五高考”，李韩英并不喜欢张民弢拿孩子当做“圣童家学”的招牌。在记者面前，李韩英称呼张民弢为“校长”。张民弢的手机里，李韩英的备注名是“圣童家学李老师”。
9月初，张民弢告诉记者，一直在外寻找合适的合作对象，已经三个月没有回商丘了。
“我不在有利于她们的成长。”张民弢说到自己的妻女，“我在的时候，她们依赖我。我不在，她们都干自己的事。”
作为私塾的创始人，张民弢的想法比他的同事更进一步。他不承认孩子之间有智力差距。他对外的说法是，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读名校少年班，“只有专注与否的问题。” 他理着平头，总是目光炯炯地看着别人，说几句话就殷切地呵呵笑起来。
张民弢自称，小时候身体不好，遭到同学欺负，他坐在田边，会有大孩子拿土疙瘩打他。他的父亲是个乡村教师，辅导他在家自学。他十岁就考上了村里的初中，父亲此前向记者回忆起张民弢这段自学经历：没有遇到什么障碍。
十岁读初中，张民弢形容自己“还是个小学生的心理”：觉得老师是很聪明的，“要我干啥我就干啥，并不觉得读书痛苦”。
张民弢认为自己避开了“青春期”，不像其他同学，进入“青春期”后想入非非、谈恋爱，就不好读书。
他活在一种阴冷的家庭气氛里：父母感情不好，母亲想要投井，给他交代过后事。后来母亲被一个堂亲救了下来。
张民弢喜欢搞各种小发明、小装置。在河南鹿邑的农村，他家隔壁有一户工人家庭，同龄孩子有一管城里来的钢笔。他看了很羡慕，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玩具换来这一管笔，然后对它进行改装，希望“出来不同颜色的墨水”。他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设计。
但他的父亲都不喜欢，父亲认为“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不对”，有的老师讥讽他：“小庙里容不下大神仙。”
乡下生活很苦。他还记得乡领导到他父亲的乡村学校去视察，父亲“唯唯诺诺”的样子。他打心底憎恶起来。
他喜欢哲学。在不同的场合，他对自己的学历有至少四种不同说法——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，一年后转去教育系；北京大学肄业，随后去香港旁听语言学博士课程；河南大学哲学系毕业；开封职工大学计算机财会专业毕业，做过仪表推销员、保险经纪人。
“你肯定不信。”李韩英对记者说，“张校长从前的事有可能对我说过，但是我都忘了。”
前后一致的说法是，大学毕业以后，“我是一个‘民科’”，张民弢有时候也会自嘲。创办“圣童家学”以前，张民弢的梦想是对汉语进行改良，删除一些同音的词汇，增补人造的新词，令外国人和机器都可以便捷掌握。
“我觉得世界语应该以汉语为基础。”他解释自己的想法，汉语才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。他去大学旁听课程，研究语言分析的老师和学生们都笑他，他不以为意。“研发”十年，他才承认“世界语”不敌英语。
为了收入稳定些，2005年，张民弢注册了一家英汉双语学校，给学生做课外补习。他说，这工作他干了大约五年，后来去广东惠州的一家公益组织做事。
张民弢说，做补习班让他产生了愧疚：“我经常收一些差生，‘有多动症的孩子’，本来在学校，精力用尽了也学习不好，我教着教着，他就睡着了，是吧？我如果喊醒他，我也不忍心，是不是？”
2013年，注册在香港的美国圣童教育有限公司成立了。张民弢租了一个农家小院，每月租金600元，因为缺乏办学资质，他无法为学生办理学籍。创办之后，门口贴上了对联：六岁全启蒙，十二上高中。
“对家长的妥协”
在昆明的一间出租屋里，“家徒四壁”，张民弢坚持穿一件簇新的中山装，袖口的一大排袖扣互相映得发亮。
9月，他独自在昆明准备新的办学项目，与当地一所民办小学合作，开“有办学资质”的“圣童班”。
从商丘出发，张民弢想把自己的想法推广至全国。他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“教育理念”：早读书，避开“青春期”；少做题，不搞竞争，不搞“应试教育”；读“圣贤经典”，培养孩子读书进取的志向。
他发明了一套识字软件，放给不同的媒体记者看：高频用字逐个出现，下方显示字的解释。
“语文课本都是垃圾。”他又说。
9月27日，五六岁的孩子在“私塾”里齐声朗读新公布的“部编版”小学语文课本段落：“一人不成众，独木不成林，众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……”
张民弢将此解释为“对家长的妥协”。
在他看来，学生不努力读书，是因为没有家国天下的抱负。语文课本不用读，节省出的时间应当用来读孔孟、读鲁迅。
“学圣贤经典可以增强学生的自制力，增加责任心。有内动力，才能忍受（准备高考时）刷题的痛苦。”
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对记者说，学生们读古诗时，张校长常批评他们“没感情”。“他一定要我们读出古代感。”
“圣童家学”里最近没有国学课程。李韩英解释：大一点的孩子学过《三字经》和《正蒙宝典》，小的识字还少，学不会。
没有人理解张民弢。在家长们的眼中，“圣童家学”的优势在于，教得快、不累，“也不和公立教育脱节”。
来自沿海城市的梁颖（化名）是其中的一位。她回忆，12岁的儿子之前尝试过两所小学。第一所私立小学的课业压力很大，“只要成绩倒数，老师直接劝退”，梁颖看着心疼，就让孩子转学了；换去一所没什么学习压力的小学，又学不进什么。
梁颖说，现在这所“私塾”的质量比前一所学校略好一点。“学校小，主要是校长和他爱人，等于小班化教学。”
她的女儿5岁，也在“圣童家学”。她满意地拿出女儿的作业本：读了半年，女儿已经学到二位数的加减法，而且“识了一千个字”。“第一遍是对着他们自编的汉字歌朗读，第二遍是老师遮住边上的字，考察她认不认识。”
“能识不一定能写，对吗？”记者问。“那肯定不能写。”梁颖回答。
她已经放弃让大儿子走中高考的道路，觉得他不够聪明，英语“读着读着就开始发呆”，学不进去。在私立小学，有的小朋友成绩特别好，但“压力太大”，开始对父母发脾气、打架。那也不是她想要的结果。
她想把儿子送去北京人文大学的少年班。儿子数学、英语不好，但“口头表达能力强”。梁颖信风水，“有渠道”，觉得儿子学好国学，将来可以当风水师。
而在另一位家长刘万里（化名）眼里：既然“圣童家学”的课业不累，那么，为什么不从5岁就开始上学，要把孩子放在家里或幼儿园傻玩？早点走上社会有什么不好？
他说自己读高中的时候，同学有年纪比他小很多的，“没有什么不能适应”。
刘万里今年55岁，第二次婚姻生了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女儿不到六岁时，他想送她去公立小学。当时，教育部门回复：还差两个月。刘万里想来还觉得不忿。
他年纪大了，就希望孩子“考上个本科，找到个工作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没必要追求重点学校，他说到，自己有两个退休的老同事，其中之一的两个子女都很优秀，远远地去了美国，老两口现在生病了也没人照顾。另一个的四个子女没考上大学，留在商丘本地，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。
不少家长考察过很多半地下的“私塾”，才把孩子送到张民弢这里。但张民弢不喜欢家长们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。
根据他的心意，学生上课之前，都要双手合十，大声喊道：“感谢爸爸妈妈生养了我，感谢老师教育了我，我一定勤学好问，成为少年大学生，当个科学家，为实现社会大同而努力。”
作为“样板”的女儿
“你是希望通过对你女儿的教育，证明你理念的可行性吗？”记者问。
“是的。”张民弢毫不迟疑。
张思敏5岁时，张民弢想隔绝外部对她的“负面影响”，“课外培训差生太多了。”他下决心停掉补习班的业务，办一个全日制的“私塾”。
在开办“圣童家学”的同时，张民弢用自己设计的识字软件教育女儿，他告诉记者，软件的“顶层设计”是他自己做的，代码外包给别人去写。这套软件目前售价1600元/套，在某社交平台上出售。
当时他很有信心。现在，他承认对女儿的培养“比较极端”，有生产一个“样板”的考虑。因此，“学得不扎实。”
虽然院子里的广告特别注明“孩子有玩伴，家长不再烦”，但张思敏几乎没有朋友。张民弢安排她在单独的教室里，面对初高中的课本。
“我觉得不好界定什么样的才算是朋友。”李韩英说，“凡事还是要靠自己。还看你交什么样的朋友，我觉得要交益友、交良友。”
“要说她不愿意，那公立学校的孩子也有很多的不愿意。只不过不愿意和不愿意的地方不同而已。”她又说。
张思敏考入商丘工学院的时候，张民弢邀请了好几家媒体观摩女儿的入学仪式。他对记者畅想，张思敏20 岁可以读博，然后搞科研，进入“比较上流的社会”，“即便复读5年，也比别人早3年成博士。”
三年后，他不再提这个愿景。目前的说法是，女儿将来可以考她喜欢的动漫设计专业，如若不行，“也可以继承‘圣童家学’作为‘兜底’”。
“将来我们的‘私塾’业务扩大了，她会有更大的舞台。比重点大学的更大。”
从前，除了让张思敏学初高中的课程，张民弢还给她“开小灶”，讲“四书五经”，李韩英只给她上一些初高中文言文知识。“她读大学以后，也不太接触这一块（国学）了。”他不解释是自己出现了怠惰，还是女儿不想要。
李韩英一度不同意张思敏考商丘工学院，觉得“起点太低”。如今，她强调说，女儿只是道路与别人不同：“就像你做警察，他做白领，他当医生……”
“你担心她在寝室与同学闹矛盾吗？”记者问。
“从来没听女儿说过打架，也没听过她们学校谁打架。”她说，“我也是从大学过来的，寝室里关系都挺好，哪有打架的事？”
现在，女儿总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画动漫。张民弢抱怨，当了“助教”以后，张思敏经常迟到，不按时到教室。
记者到访的时候，李韩英在上课，张思敏缩在教室的角落里，在窗外的阳光底下，玩她的手机。
“是青春期到了吧。”张民弢感叹。
张思敏会长时间地不发一言。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她有时会按照父母亲的安排，带孩子们念一段：“感谢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、爸爸妈妈的养育，感谢农民和厨师的辛苦，我一不挑食，二不剩饭，身体健康，为人民造福。”
厨师把大盆大碗的菜端上桌，烟熏雾绕之中，她把一条腿搁在一个十岁左右学生的椅子上，继续玩手机。她与聊天对象的对话是表情包的来回。
“你平时看什么动漫网站？”记者试图与她搭话。
“我不看。”
“你想离开商丘一段时间吗？”
“我不想。”
她举着手机飞快跑入外面的夜色。如果向左，是“油焖龙虾”，大排档的桌椅狼藉地从人行道蔓延到非机动车道上，如果向右，是一家门面比“圣童家学”大数倍的双语幼儿园。
“圣童家学”的厨师说，张思敏要不去新华书店，要不去“小河边的公园”。都不超过“私塾”的方圆一公里。
张民弢还有一个儿子。现在，他对媒体放话：儿子要考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，将来当个干部，或者学校校长，“对传播我的理念也有帮助”。
不过，他计划让儿子到15岁再去考试。他不会放弃希望。